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把稳定经济增长长期抓下去，不断增长自己的实力和竞争力。

1970年，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发表《世界贫困的挑战》，明确反对使用高效率机器。到了第五年，企业又购进50台新机器，需再雇25人。

而到了第二年，企业扩大生产，又购进了50台新机器，于是需增雇25人。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我国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应该怎样应对？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了一份报告，称5年后将迎来一场机器人革命，全球将有8500万人工岗位被替代。消息传开，一时间人们如临大敌、忧心忡忡。油漆工会规定，一律不得使用喷漆枪，只准使用油漆刷。若如此，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而使用机器越多，所需操作人员也会越多。

前面已经分析过，高效率机器会替代部分人工，但研发、制造机器同样需要人工，而且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从长期（动态）看，却可能增加就业。首先是管理方式数字化。

我国劳动生产率两极化及就业分化趋势 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及其数字化转型，共同促使部分劳动者转岗就业并发生职业流动。数字产业化转型则以海量数据为基本生产要素，以互联网为依托，为广大用户提供数据与信息产品，如网络游戏产业等新兴的信息化产业。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证券等行业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运用数据算法优化服务流动，快速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产业数字化创新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减少就业岗位，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经济上处于两极，人们的价值观就会变得对立，社会分化、政治分裂就是必然结果。

我国数字经济转型并未带来收入不平等加剧，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就业分化与转岗流动增加了收入不平等，但数字产业化催生的新业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趋势。现代农业、智能制造、智能建筑等均为传统产业数字化所催生的新产业。

对于劳动者而言，要树立终生学习的意识，善于在工作与实践中学习，更好适应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新业态中企业对劳动者的算法控制，可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三方的监督成本过高。互联网平台通过消费者行为大数据，通过数据挖掘与设计算法，匹配供求双方，通过数据算法控制、监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实现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强控制。因此，在我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的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商贸服务业同步发展，制造业转岗的劳动力主要流向数字平台商业与服务业的新业态。

数据是传统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技术之外的新的生产要素，甚至是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性生产要素。这些被高端制造业淘汰的转岗者能够流向哪里呢？答案是大多流入低端服务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只能影响经济短期增长，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也是短期的，对长期稳定与扩大就业的贡献更是相当有限。可见，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分化与新业态就业机会上升两种力量的相对大小。

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最终取决于劳动者的边际产出，边际产出持续增加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数字平台商业模式的劳动雇佣方式具有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强控制与劳动关系弱化的双重特征。

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转型推动下，劳动生产率有两极化趋势，劳动者就业质量呈现两极化。就业方式高度灵活化还体现为劳动者既可以专职，也可以兼职，还可兼职做多个工作，可以获取较高的收入水平。

全球化与产业数字化引发美国民众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增加。但是数据要素对工业或制造业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张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专题： #8203;数字经济 就业群体 。管理方式数字化主要包括管理流程数字化与沟通方式网络化。第二，数字经济转型驱动劳动力市场就业群体分化。其二，工作流程算法化与工作指令数字化。

新业态就业方式与工作方式的灵活性与分散性，使得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成本较高。经济学家发现在信息技术大幅进步的同时，整体生产率却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正如历史上所有新经济形态一样，数字经济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将对劳动方式、社会分层产生重要影响，并对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提出诸多挑战。管理数字化、新业态的高强度劳动还会导致劳动者身心疲惫，身心健康受损。

三是充分发挥工会职能，让劳动者通过组织化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智能制造能够通过数据算法不断快速更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与销售过程，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就业的长期稳定取决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以及基于科技创新的创业活动。因此，农业产业数字化对第一产业的生产率影响相当有限。因此，数字经济转型包括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转型两种方式，前者体现与实体生产要素的联系性，后者显示其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相对独立性。平台劳动者是数字经济转型中形成的典型新业态，平台化的劳动方式呈现三大特点：其一，工作地点的分散性与随机性，平台运营者通过互联网寻找商品与劳务需求者，并与供给者快速匹配，满足消费者需求。

从微观机制上来看，近10年正是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期，制造业数字化造成收入分化加剧，但平台经济模式下的新业态，不但消化了制造业淘汰的转岗者，还吸引了许多原来低技能、低收入工作者，也为许多低收入劳动者提供兼职与多份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而缓解收入分化的趋势。数字经济转型推动就业群体分化的经济社会逻辑 数字经济上述内涵与转型方式决定了新时期劳动者群体分化的经济社会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经济就是以数据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信息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数字经济转型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以人工智能、6G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将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相互贯通，开拓新的经济发展潜能，推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现代经济学认为，就业总量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长期增长水平。数字经济驱动就业与劳动方式变革 在数字经济转型中的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不但引发了就业群体的岗位流动与收入分化，也极大地改变了劳动者的就业与劳动方式，对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配置产生了深刻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就业群体分化的多维治理路径 数字经济转型已成为现代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对于数字化转型中生成的高人力资本专有性岗位，这部分岗位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工资收入将会持续提高，工作福利、社会保障水平同步升高，工作环境舒适，工作满意度高，就业质量升高。美国的发展已经印证上述发展逻辑，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根据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经济特征，经济领域可划分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经济学家发现这三大产业化数字转型的后果有较大差异，引发经济学界出现了生产率悖论的讨论。

新型商业模式主要涉及三类主体：平台经营者、平台企业、平台劳动者。可见，产业的属性与行业不同，产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深化，进而出现产业两极化现象，抑制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导致数字经济转型出现生产率悖论现象。

为应对数字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要优化好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但在数字经济转型中被淘汰以及新进入的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只能进入低端服务业，这部分岗位数量巨大，易进易出，主要集中在平台经济商业模式所产生的新业态，对劳动生产率贡献较小，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竞争性强，社会保障水平低，整体就业质量较低，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的蓄水池。

可见，管理方式数字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雇主对劳动者控制能力增加，加大劳动者工作压力，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数字经济转型不但带来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导致新业态层出不穷，也会进一步助推就业群体快速分化，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运行状态。